近代以来，儒家思想在中国知识界的影响力日趋减弱。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外来思想的挑战，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国思想本身的新陈代谢。“五四”以来，民主与科学已然成为思想的主流，而儒家思想渐成明日黄花。仔细端究起来，当时人所辩护和抨击的儒家思想，大多是意识形态化的儒家思想，特别是被统治阶层视为统治思想的程朱理学，是制度性的儒学，也就是我们习闻的“名教”或者“礼教”。儒家思想在当时处于困顿之境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是当时知识分子认为儒家思想是阻碍现代中国发展的主要原因，如严复等，他们从方法论和知识论等方面论证了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发展趋势的对立；一是价值观念方面的解释，即认为对儒家思想的制度化理解抑制了人的自由发展，使得民主观念不畅，社会缺乏竞争力。
就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有人居然说：“我又看着西洋人可怜，他们当此物质的疲敝，要想得精神的恢复，而他们所谓精神又不过是希伯来那点东西，左冲右突，不出此圈，真是所谓未闻大道，我不应当导他们于孔子这一条路来吗？”说这话的便是梁漱溟先生。梁漱溟在其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提到，儒家文化会再度复兴。他的判断源于其独特的文化观。他认为文化肇始于人的意欲：“要去求一家文化的根本或源泉，你只要看文化的根源的‘意欲’。”由于西方、中国、印度三方人们意欲的分歧，人类文化有了各异的类型，西方人是意欲向前的，“着眼研究者在外界物质”，由此形成崇尚理智、走科学之路的西方文化；中国人是意欲调和持中的，“着眼研究者在内界生命”，由此形成以推崇直觉、走伦理之路的中国文化；印度人是意欲向后要求的，“着眼研究者将在无生本体”，由此形成崇尚现量、走宗教之路的印度文化。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属于人类文化的早熟类型，随着岁月的流转，古代的中国文化要在“最近未来复兴”，而古代的印度文化将在“较远未来复兴”。古代的西方文化已在“近世复兴”，但眼下出现了弊病。他认为人类文化发展的趋势是科学—道德—宗教，但宗教作为人类文化的归宿，其发展尚不成熟，所以，以伦理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将是人类文化的共同归宿所在。这是梁漱溟文化观的核心内容，也是其提倡儒学复兴的重要理论基础。
在外有列强环伺、内有军阀混战的中国，在鼓吹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北京大学，梁漱溟居然大讲儒家文化复兴，此观点一出，他即被看作是新思想的敌对者，甚至被斥责“开历史的倒车”。梁漱溟的这一做法，看起来似乎很荒唐，然细究起来，却很有道理，原因如下：第一，当时欧洲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文化中心的优越感已然坍塌。西方人开始反省自己的文明，一反19世纪流行的理性进步主义观点，开始怀疑西方文化的普适性，并将目光投向东方文化，特别是印度和中国，以寻找新的发展可能。第二，梁漱溟虽主张儒家复兴，但并不反对科学与民主，他认为西方所代表的那种向外征服的文化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是仅有物质文明的兴盛还不够，因为人是多维向度的存在，还有其他的精神追求。第三，梁漱溟的儒家文化复兴，并不是“开历史的倒车”，而是扭转了仅从外在性特征理解儒家思想的风气。近代以来，对于儒家文化的批评大多集中在对制度性的儒学的批评，即从名教和礼学的维度来理解儒学，而没有注意到儒学本身注重内在的深度。孔子重视礼学即制度规范；同时也注重仁学即心性修养。梁漱溟讲儒家文化的复兴，主要是从精神生活内省的维度来理解儒家，注重儒学中的心性儒学一脉，这一思路基本上就是后世为儒家思想辩护的根本立足点。也正是因为这一卓识，他被视为现代新儒家思想流派的开山之一。当然，梁漱溟并不是书斋的儒者，而是实践的儒者。他不太重视自己思想的哲学性，而更重视“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担当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