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代的熊十力常浏览科学常识类书籍（如格致、启蒙之类），涉猎诸子百家之言，特别喜欢王船山、顾亭林等人的著作以及当时维新派的论文，曾参加武昌起义。35岁时，他“念党人竞争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因而灰心丧志，决心“不作革命行动，而虚心探中印两方之学”，另辟一条所谓“学术救国”之道。此后，他入南京支那内学院“问佛法于欧阳竟无先生”，钻研佛学，尊崇印度大乘佛学唯识论。但不久，又渐觉其失而转向儒学，最后归宗于孔子。
熊十力是20世纪少数几个以儒家嫡传自诩的学者之一，虽然生在现代，但其生活方式、教学手段以及思维方式仍然保持传统样态，故而在现代学院体制之下不太得意，只有少数几个弟子能够理解并追随他。1949年后熊氏弟子大多避居港台，于学术上另起一派，逐渐形成港台新儒家，可见熊氏在现代哲学史上的地位。
熊氏学问，取心学一派，特别重视王阳明的良知说。据熊十力的学生牟宗三回忆，有一次，冯友兰往访熊先生于二道桥。那时冯氏的《中国哲学史》已出版。熊先生和他谈这谈那，并不时会说：“这当然是你所不赞同的。”而后又提到：“你说良知是个假定。这怎么可以说是假定。良知是真真实实的，而且是个呈现，这须要直下自觉，直下肯定。”冯氏木然，不置可否。良知是真实，是呈现，这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如霹雳一声，振聋发瞶，直把人的觉悟提升到宋明儒者的层次。
这段回忆提到了熊十力对于良知问题的独特理解。在中国哲学现代化过程中，如何解释古代哲学成了一个难题，因为现代哲学中，一个学说的提出，要有理由与论证的支持，这都是科学思维在哲学中的表现。如何将孟子、王阳明的良知说向现代人解释清楚，是有儒家关怀的学者的重要使命，因为良知说是传统社会生活的哲学基础。冯友兰在其成名作《中国哲学史》中将良知视为理论假设，因为随着现代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发展，“良知之有无，则心理学不能定也”。而熊十力倾向于认为良知是呈现，是真真实实的，而不是假设。应该说，熊十力的观点比较忠实于儒家思想的原意，而冯友兰的说法则更符合现代人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