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之际成书的《礼记》中有一篇《大学》，宋代的理学家把这一篇抽出来，加以特别表彰，把它列为“四书”之一，提高到与《论语》、《孟子》相同的地位。《大学》提出了两个重要的实践性概念—“格物”与“致知”，理学家们认为，从这两个基本概念出发可以推衍出一套新儒家的认识论和修养论。在这个问题上，朱熹与小程子（程颐）有相同的看法。他强调并发展了小程子关于格物的思想，使得格物论成为朱子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理论特征。
“格物”的目的是了解事物的“所以然”和“所当然”。“所以然”主要是指事物的普遍本质和规律，“所当然”主要指的是社会的伦理原则和规范。朱熹主张的“格物穷理”的涵义，就其终极目的和出发点而言在于明善，而就格物穷理的中间过程所囊括的范围来说，则又包含认识事物的规律和本质，积极肯定见闻之知是扩大知识储备的必要途径，表现出明显的“道问学”取向。朱熹所理解的“格物”有三个要点：第一是“即物”，就是接触事物；第二是“穷理”，即研究物理；第三是“至极”，即所谓“穷至事物之理，与其极处无不到也”。朱熹用以训“格”的“至”即指“极至”。朱熹认为格物的基本意义是要穷理，但穷理要到具体事物上去穷，同时，穷理又必须穷至其极。因为理普遍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事物无论大小、精粗，莫不有理，因此格物的对象是极为广泛的，上至宇宙本体，下至一草一木，其中都有“理”可供研究。因此，格物的途径是多样的，其中主要的途径是阅读书籍、接触事物和道德实践。
朱熹认为先贤流传下来的《大学》注释文本中缺失了对“格物”的原有解释，于是他根据二程的格物论，在其《大学章句》中作了一篇《补格物致知传》。在古代，给经典作注释有一个规矩，即“注不离经，疏不破注”，对于擅自增改文字以阐释经典是很忌讳的，所以朱熹给古本《大学》补传，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在明代，朱子学的主要理论对手王阳明就从肯定古本《大学》不曾阙失文字入手，来驳斥朱熹的理论。后世对于朱熹格物论的批判和质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天下之物无穷，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何时才能达到“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的境界？二是朱熹一味地强调向外格物穷理，这与儒家重视培养内在德性的理路是否相悖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