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语言演变的原因
语言演变既有社会外部的原因,也有语言内部的原因。
1.外因
社会外部的原因是语言演变的外因。语言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统一、分化、接触而发生相应的变化。
社会的变化发展必然在语言中产生反应。如现代汉语词语“人民公社”、“工分”、“阶级斗争”、“贫下中农”、“地富反坏右”、“走资派”、“红卫兵”、“三反”、“四清”等已渐隐退,代之而起的是“承包”、“股票”、“房地产”、“大款”、“手机”、“笔记本”、“卡拉OK”、“MTV”、“黄赌毒”、“饮食文化”、“知识经济”、“信息高速公路”、“克隆”等新词语。
社会的统一要求语言的统一。秦始皇统一六国,规范了文字,促进了书面语的统一。“五四”时期要求言文一致,兴起“国语运动”,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有密切关系。欧洲各民族的共同语基本上都是在文艺复兴之后形成的,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有很大关系。
社会的分化也会导致语言的分化。社会的不完全分化会导致地域方言的产生。汉语的方言十分复杂,与中国长期以来是封建小农经济、自足封闭式的生产、生活方式的社会状况紧密相关。移民(因战争、灾荒、军屯等原因)也会促使语言分化,如客家话的形成。即使是统一的社会,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也会形成很多行业、不同的社会集团,便产生了语言分化的另一种现象——社会方言。社会的完全分化会导致亲属语言的产生。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俄语等都源于“原始印欧语”,后来由于社会完全分化、民族独立,各自形成了独立的语言,它们有亲属关系。
社会的接触导致语言间相互影响和借用。各种语言都有一定数量的外来词便是社会接触的结果。社会接触越频繁,语言日相互借用的情况可能就越多。
2.内因
语言内部的原因是语言演变的内因。外因为语言演变提供动力,内因决定演变的过程和方向。比如,外来词的借用是因为语言系统出现了“缺位”而与交际需要发生矛盾。借入之后,外来词也要纳入本土语言的音义系统。汉语外来词“沙发”(sofa)已纳入汉语的声韵调系统,词义也有扩大(包括单人沙发)。
语言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互相影响,也会促使语言的演变。比如“我”、“你”、“他”三称代词系统,内部相互影响,许多方言的“他”由于“我”、“你”的类推作用而变成上声。类推机制常会使不规则的变成规则的,在语言演变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再如,语音演变能引起词汇、语法的演变。古汉语单音词占优势,那时音位数量较多,组合样式丰富,所以单音词虽多,但同音词并不是很多。如中古汉语“机”(见母,微韵)、“基”(见母,之韵),“交”(见母,肴韵)、“娇”(见母,宵韵),“尖”(精母)、“艰”(见母),各组不同音。后来由于音节结构简化、音位数量减少,每组都同音了。同音词的大量增加,给交际带来了负面影响。解决的办法之一是增加词的长度,由单音词转向双音词。语音的变化促使词汇产生了变化。有了双音词,就有双音词内部构造的问题(构词法)。音节数量的多少对句法结构也有影响。例如,“钢材质量”、“钢的质量”可说,而“钢质量”就难以被人接受;“种植花草”、“种花植草”、“种花草”可说,而“种植花”、“种植草”就不大好说。
二、语言演变的特点
1.规律性
语言的演变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规律可循的,具有演变趋势的可预测性和演变过程的可解释性。比如汉语的历史音变、西方语音演变的“格里木定律”,词义的从单义到多义、从具体义到抽象义,语法单位的从实到虚(虚词、语法形式的产生),都有一定的规律可循。语言演变的总趋势是向着语音简明、词汇丰富、语法精密的方向发展。
2.渐变性
语言的演变一般表现为渐变,从量变到质变,点滴积累,而不能像革命一样,采取暴风骤雨似的突变,这取决于语言的交际功能。即使单个人变了,但社会不接受,这种变化也不可能扩散,最终对语言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因此,一个新要素的产生,要经历从被社会逐渐认可到逐渐扩散的漫长过程。
3.不平衡性
语言的各个要素以及要素内部的各个成员,演变的速度是不平衡的:词汇最快,语音次之,语法最慢,这与跟社会联系的紧密程度有关。词汇内部,一般词汇变化较快,基本词汇变化较慢;语音内部,单个音素变化较快,音位系统变化较慢,单向聚合群中的音位比双向聚合群中的音位变化要快;语法内部,单个语法成分变化较快,语法结构、语法系统变化较慢。
不平衡性还表现在区域分布上。不同方言演变的速度也不平衡。比如汉语方言,一般说来,北方方言演变较快,南方方言演变较慢。空间的不平衡往往也反映了时间的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