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语言演变的原因
语言演变既有社会外部的原因，也有语言内部的原因。
1.外因
社会外部的原因是语言演变的外因。语言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统一、分化、接触而发生相应的变化。
社会的变化发展必然在语言中产生反应。如现代汉语词语“人民公社”、“工分”、“阶级斗争”、“贫下中农”、“地富反坏右”、“走资派”、“红卫兵”、“三反”、“四清”等已渐隐退，代之而起的是“承包”、“股票”、“房地产”、“大款”、“手机”、“笔记本”、“卡拉OK”、“MTV”、“黄赌毒”、“饮食文化”、“知识经济”、“信息高速公路”、“克隆”等新词语。
社会的统一要求语言的统一。秦始皇统一六国，规范了文字，促进了书面语的统一。“五四”时期要求言文一致，兴起“国语运动”，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有密切关系。欧洲各民族的共同语基本上都是在文艺复兴之后形成的，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有很大关系。
社会的分化也会导致语言的分化。社会的不完全分化会导致地域方言的产生。汉语的方言十分复杂，与中国长期以来是封建小农经济、自足封闭式的生产、生活方式的社会状况紧密相关。移民（因战争、灾荒、军屯等原因）也会促使语言分化，如客家话的形成。即使是统一的社会，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也会形成很多行业、不同的社会集团，便产生了语言分化的另一种现象——社会方言。社会的完全分化会导致亲属语言的产生。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俄语等都源于“原始印欧语”，后来由于社会完全分化、民族独立，各自形成了独立的语言，它们有亲属关系。
社会的接触导致语言间相互影响和借用。各种语言都有一定数量的外来词便是社会接触的结果。社会接触越频繁，语言日相互借用的情况可能就越多。
2.内因
语言内部的原因是语言演变的内因。外因为语言演变提供动力，内因决定演变的过程和方向。比如，外来词的借用是因为语言系统出现了“缺位”而与交际需要发生矛盾。借入之后，外来词也要纳入本土语言的音义系统。汉语外来词“沙发”（sofa）已纳入汉语的声韵调系统，词义也有扩大（包括单人沙发）。
语言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互相影响，也会促使语言的演变。比如“我”、“你”、“他”三称代词系统，内部相互影响，许多方言的“他”由于“我”、“你”的类推作用而变成上声。类推机制常会使不规则的变成规则的，在语言演变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再如，语音演变能引起词汇、语法的演变。古汉语单音词占优势，那时音位数量较多，组合样式丰富，所以单音词虽多，但同音词并不是很多。如中古汉语“机”（见母，微韵）、“基”（见母，之韵），“交”（见母，肴韵）、“娇”（见母，宵韵），“尖”（精母）、“艰”（见母），各组不同音。后来由于音节结构简化、音位数量减少，每组都同音了。同音词的大量增加，给交际带来了负面影响。解决的办法之一是增加词的长度，由单音词转向双音词。语音的变化促使词汇产生了变化。有了双音词，就有双音词内部构造的问题（构词法）。音节数量的多少对句法结构也有影响。例如，“钢材质量”、“钢的质量”可说，而“钢质量”就难以被人接受；“种植花草”、“种花植草”、“种花草”可说，而“种植花”、“种植草”就不大好说。
二、语言演变的特点
1.规律性
语言的演变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规律可循的，具有演变趋势的可预测性和演变过程的可解释性。比如汉语的历史音变、西方语音演变的“格里木定律”，词义的从单义到多义、从具体义到抽象义，语法单位的从实到虚（虚词、语法形式的产生），都有一定的规律可循。语言演变的总趋势是向着语音简明、词汇丰富、语法精密的方向发展。
2.渐变性
语言的演变一般表现为渐变，从量变到质变，点滴积累，而不能像革命一样，采取暴风骤雨似的突变，这取决于语言的交际功能。即使单个人变了，但社会不接受，这种变化也不可能扩散，最终对语言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因此，一个新要素的产生，要经历从被社会逐渐认可到逐渐扩散的漫长过程。
3.不平衡性
语言的各个要素以及要素内部的各个成员，演变的速度是不平衡的：词汇最快，语音次之，语法最慢，这与跟社会联系的紧密程度有关。词汇内部，一般词汇变化较快，基本词汇变化较慢；语音内部，单个音素变化较快，音位系统变化较慢，单向聚合群中的音位比双向聚合群中的音位变化要快；语法内部，单个语法成分变化较快，语法结构、语法系统变化较慢。
不平衡性还表现在区域分布上。不同方言演变的速度也不平衡。比如汉语方言，一般说来，北方方言演变较快，南方方言演变较慢。空间的不平衡往往也反映了时间的不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