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浙江余姚人，学界称之为“梨洲先生”。他是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史学家，与王船山、顾炎武并称为“清初三大家”。他的《明夷待访录》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最重要的政治学著作之一，是对传统政治思想的批评与总结。《明夷待访录》成书于清康熙二年（1663年），分为《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等篇。“明夷”是《周易》中的一卦，其爻辞曰：“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所谓“明夷”，是指有智慧的人处在患难地位，“待访”，则指其言论、智慧等待后代明君来采纳。黄宗羲自称：“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焉。”箕子是殷商末年的大臣，武王伐纣后曾访问过他，向他询问治国之道，箕子向周武王献上《洪范》一文。黄宗羲此说，有自况箕子之意。
《明夷待访录》猛烈地抨击了君主专制，指责君主将天下视为“一人一姓”的私有物，直接称君主是“天下之大害”，“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皆是君主的缘故，因为他们“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黄宗羲认为在自然状态下，“有生之初，人各有私，人各有利”，这样的话公利就不能兴起，公害就不能革除，因此政治制度的设置很有必要。在古代社会，建立政治制度就是为了公利的兴起和公害的革除，从而使得共同体长久发展。作为政治制度代表的君主就是为天下苍生服务的，其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这就是“天下为主，君为客”；君主的辛苦经营都是为了天下安宁，百姓幸福。后来，作为统治权力代表的君主不再有那种大公之心，反倒认为权力是自己的私器，是用以保障自己乃至子子孙孙的私利的，一开始，君主可能还有些不好意思，久而久之就认为理所当然了。如此一来，他们便与天下逐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黄宗羲认为，当时社会的君主制是导致天下不太平、民不聊生的重要原因，它使得天下苍生的私与利得不到满足，这样的君主宁可不要。
政治制度是社会稳定的节拍器，当然不能没有。黄宗羲认为对于身为政治制度代表的君主必须予以必要的限制。这种限制首先表现在君臣共治的理想中。黄宗羲认为“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君臣之名，只有在为万民之忧乐而运作的政治制度中才成立。若没有参与政治，则君主与我是路人；若参与政治，也应当是为了天下的利益。黄宗羲认为君臣关系是平等的，各有职分，如同师友。君臣共治意味着政治实践参与者的地位平等，这是对君权的限制。其次，黄宗羲建议通过学校来议论政事，“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反对君主独裁。黄宗羲认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这样的学校就类似于西方现代政治中的议会。
除了政治上主张限制君权、反对专制之外，黄宗羲还在经济上主张恢复井田制，合理征收实物税、统一货币，并提倡“工商皆本”，这些建议中包含着民主和平等思想的因子，超出了当时士人的理解能力以及朝廷的容忍限度，所以《明夷待访录》一书一度被视为禁书。但这本先进的书对清末民初的民主思潮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近代中国人在接触了西方的现代政治制度之后，认识到黄宗羲思想的先进性，有人将他称为“东方的卢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