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广东南海人，后人又称他为“康南海”。幼年受传统经典教育，后来读了一些外国书籍的译本，对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有了一定的认识，又曾亲身到过当时处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思想较为开放。面对西方列强的冲击，康有为一方面认为应当变法维新，吸收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的先进经验，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还必须在文化上自立，将西方文化吸纳到中国文化本有的范围内。康有为杂糅西学与中学，其主张与当时流行之见一样，多在中学中寻找西学的根基，试图将西方文化安放在中国文化的河床之上，以求使变法维新水到渠成。“三世进化说”便体现了康有为的这一立场。
六经之一的《春秋》有三传：《左传》、《谷梁传》、《公羊传》。一般来说，《谷梁传》和《公羊传》注重《春秋》之义，而《左传》注重《春秋》之事，也就是说，《谷梁传》和《公羊传》注重微言大义，注重有导向性的主观解释，属于今文经学。而《左传》则注重事实，注重历史性的客观解释，属于古文经学。在汉代，经学昌盛。早期，《谷梁传》和公羊学显赫一时，尤其是公羊学，讲微言大义，三科九旨等，能够密切地为政治服务。但随着政治理性的发展，公羊学在很长时间内都湮没无闻。直到清代中叶，作为乾嘉汉学发展的衍生品，公羊学得以复兴，它能够弥合满汉之间的民族缝隙，为现实政治实践服务，但未超出传统的经学范围。而到了康有为，他着意用“公羊三世说”阐述世界进化的原理，以《公羊春秋》来为自己的变法维新主张提供理论依据。
《公羊传》的“三世”思想，将《春秋》所记载的历史划分为每况愈下的三个阶段：“所见世”（指孔子亲眼见过的世代），“所闻世”（指孔子亲自见过的人所说的世代），“所传闻世”（指孔子听来的传闻中的世代）。后来的解释者认为，历史的发展就是这三个阶段的循环往复。康有为把这种所谓的“三世说”同《礼记· 礼运篇》中所讲到的“大同”、“小康”联系起来，指出：“所传闻世托据乱，所闻世托升平，所见世托太平。”他说“公羊三世”，就是由“据乱世”进化到“升平世”（小康），再由“升平世”进化到“太平世”（大同世界）的，并认为这是人类社会进化的普遍规律。要达到大同世界，首先要“大明天赋人权主义，男女皆平等独立”。大同世界“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无贵贱之分，无贫富之等，无人神之殊，无男女之异”；其中，君主制度废除了，国家成了社会成员“公共同有之器”，不再是一个人一家之私产；人人相亲相爱，都能把自己的财富分出一部分来作为公共财产，以抚养社会上丧失劳动力和无人养育的成员；“国界、家界、身界”一切压迫和歧视都消除了。
在戊戌变法之前，康有为宣称“据乱世”是政治混乱时代，“升平世”是君主统治时代，“太平世”是民主时代。在他看来，两千多年的中国政治一直停留在君主统治时代，“总总皆小康之世”、“总总皆小康之道”，这种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应向“太平世”的民主时代前进。这样，他就用“公羊三世说”为其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提供了理论依据。不过，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却把君主立宪制度列为“公羊三世说”的一个阶段，说“据乱世尚君主，升平世尚君主共和”（《孟子微》），并借口说历史发展阶段不能“躐等”，从而反对革命民主派的革命活动。
尽管康有为对“公羊三世说”所作的具体解释和比附有时含混不清，有时又自相矛盾，但从总体上来说，它宣示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康有为把从西方学到的科学的进化论知识灌注到“三世说”中，比较彻底地冲破了传统“器”变“道”不变的变易史观和公羊学的历史循环论。同时，他对大同世界的描述，结合了传统儒家理想社会以及现代社会发展的可能趋势，给其后的中国思想家和政治家留下了诸多可利用的思想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