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复辟时代指的是1814—1830年波旁王朝复辟的时代，复辟时代历史学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基佐、米涅、梯叶里、梯也尔等。
首先，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在历史的研究中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这是一个极为重大的思想成果。他们尖锐地批评了法国唯物主义者总是顽固地不承认人民群众有首创精神的错误。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之所以对人民群众的作用有一定的认识，同他们接受了法国大革命的强烈影响有很大关系。梯叶里、基佐、米涅等人，虽然没有亲身参加到这个革命的洪流中去，但在他们从事理论活动的时候，惊天动地的法国大革命人们还“记忆犹新”，他们了解到了人民群众在大革命中表现出来的巨大作用。这种作用向历史学家表明，不能设想历史是某些伟大人物一手造成的，革命是人民群众的事情。基佐在《法国史论丛》中说：历史并非从英国国王查理、法国国王菲利普开始的，而是从人民开始的。因而历史著作的首要任务是描述人民的命运，而不是去描述个别显要人物，应该去阐述社会发展的倾向，而不是个别人物的生活。他们在历史观上的这个重大进步，是有重要意义的。当然，在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的心目中，人民群众主要是指资产阶级。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一方面强烈赞助资产阶级对世俗贵族及宗教贵族进行斗争，另一方面又反对无产阶级，赞助资产阶级打破新兴无产阶级要求的企图。这是阶级局限性在其历史观上的一个表现。
其次，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对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也予以重视，并试图探究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如上所述，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那么，广大群众为什么要创造历史呢？换句话说，当群众从事创造历史的活动时他们抱着什么目的呢？梯叶里回答说：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这里，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看到了阶级斗争与经济利益的关系。梯叶里还认为，敌对阶级利益的斗争，不仅决定社会政治领域的历史进程，而且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方面。他指出，17世纪英国人的宗教信仰决定于他们的社会地位，人们宗教信仰的不同是由经济利益的不同决定的。复辟时代历史学家的这个观点，离开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历史观更远了。18世纪的人们断言，“意见支配世界”，而在这里，意见甚至宗教，都受着阶级斗争的规定和制约。这显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第三，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还看到了财产关系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的基础。基佐认为，财产关系（所有制关系）是政治制度的基础，政治制度是由财产关系决定的。在西欧，封建制度的所有制关系，就是土地所有制关系。要研究西欧的历史，就要研究土地关系的历史。他认为，所有制关系决定人们的经济利益或阶级利益，又通过人们的经济利益或阶级利益决定社会的政治制度。这就是说，所有制关系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原因。
可是，这种决定其他社会关系的财产关系或所有制关系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在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面前，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无能为力了。他们不了解生产关系是财产关系的基础，财产关系是生产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应该用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来说明，而决定生产关系的则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因此，他们不得不求援于“征服”，用“征服”来解释财产关系及其起源。他们认为，由于征服，一个民族占有了另一个民族的财产，一些居民占有了另一些居民的财产，这就形成了人们的财产关系。那么，一个民族为什么要征服另一个民族，一些居民为什么要征服另一些居民呢？他们回答说，是为了一定的“实际利益”，即为了掠夺别人的财产。结果还是在兜圈子：用征服来解释财产关系，又用财产关系去说明征服。这样，他们就陷于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
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还常常引入人的“天性”来解释财产关系和征服。他们认为人类天性中有一种征服欲、统治欲，这种天性便是产生征服的根源。但是，我们要问，人的天性在历史发展中是变化的还是不变的呢？如果它是不变的，它显然不能解释历史发展中的变化，如果它本身是变化的，就需要首先说明这种变化的原因。所以，用人的天性解释财产关系的起源，不仅仍然无法摆脱他们面临的困难，而且在兜了一个大圈子之后，又回到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那个“意见支配世界”的唯心史观的出发点。
总之，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家的历史观，虽然从本质上说仍然是唯心主义的，但是同他们的前辈相比，却无疑是前进了一步。他们进行了一些新的探索，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思想，有些观点接近了历史唯物主义，甚至包含着唯物史观的萌芽和因素。因此，他们所积累的这些理论材料，就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理论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