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是唐代的大文豪。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非常高，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文起八代之衰”，是文人之雄。同时，他也是非常有名的思想家，其在思想史上地位之高，竟然使得先秦赫赫有名的韩非子失去了“韩子”的专名。韩愈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之所以如此之高，主要是因为他一生以复兴儒学为己任，被公认为宋明理学的先驱。他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了儒家的“道统论”。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朝代之一，然而其全盛时期的统治，并不是以儒学为指导思想的。当时的社会和思想界流行佛老，儒家思想的状况反而是“儒门淡薄，收拾不住”。其中，佛教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后，在唐代进入全盛时期，发展出了中国化的禅宗，信徒众多，势力非常大；而且佛教对于心性等哲学问题以及生死问题、灵魂转世问题等的解答有自己的理论优势，得到了当时上至皇帝下至百姓的信奉。道家思想因为其创始人李耳是李唐王朝的本家，而且在养生、升仙等理论上颇具吸引力，所以势力也很大。而中国最古老的思想—儒家思想在唐代非常没落。在韩愈看来，佛道二教“异端邪说”的兴盛是导致儒学衰落的最大原因，必须不遗余力地加以抨击。他对佛道思想的拒斥与其提出“道统论”密切相关。
首先，韩愈认为佛老思想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不利。韩愈身处中唐，安史之乱对强盛的李唐王朝的打击非常大，如何使社会恢复盛唐气象？在韩愈看来，要使社会恢复平稳秩序，就要发展生产和整顿税收，而在佛老势力的庇护下，国家失去了很多税收，也失去了很大一部分创造价值的劳动力。相对于本土的道教而言，韩愈尤其排斥佛教。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唐宪宗将凤翔法门寺的佛骨迎入京师，王公士庶奔走施舍唯恐不及。时任刑部侍郎的韩愈上《论佛骨表》，公然反对佞佛，说“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结果，他差点惹来杀身之祸，后被贬为潮州刺史。
其次，在韩愈看来，自孔子之后，儒学所弘扬的主要是“齐家”之学和“治国平天下”之术，对于细致精微的心性之学的阐释有所欠缺，虽然儒学也有思孟一系，但始终具体而微，不为多数儒者所重视。人们在精神修炼方面的需求，往往求之于佛老。如何能够使儒家思想重新成为中国人精神的最终归宿，是韩愈提出“道统论”的第二个助力。韩愈认为中国人存在着自身的传统，即指导中国人生活的价值观和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等的儒家传统，韩愈称之为“道统”。这个传承体系是：“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韩愈认为，儒家精神传统圣贤相续，但是到了孟子之后失传了—孟子之后的荀子、扬雄这些大儒“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再加上焚书坑儒等运动的破坏和汉儒对“大义”的不明，使得道统失传。韩愈发愿要将儒家道统重新光大，尊崇孟子，接续道统，“虽灭死，万万无恨！”
虽然韩愈排斥佛老异端，但后世一般认为他的“道统论”除了受到孟子的影响之外，多少也受到了禅宗“法统”、“传灯”思想的影响。韩愈的“道统论”，以及他对道统失传的原因的分析，包括他对整个汉儒的基本评估，被后来的宋儒全盘接受；而其接续道统的当仁不让精神，更是被宋儒迭相模仿，影响至今不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