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的一生与中国近代的几次重大政治活动密切相关。他14岁进洋务学堂创办的马尾船政学堂读书，几年后被清政府派往英国海军学校留学三年。回国后，长期在李鸿章主持的北洋水师学堂任教。甲午战争之后，他满怀爱国激情，发表了《原强》、《救国决论》、《论世变之亟》、《辟韩》等文章，译述了《天演论》，在思想界、知识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戊戌维新以后，他继续翻译了《穆勒名学》、《名学浅说》、《原富》、《法意》、《群学肄言》等西方近代逻辑学、经济学、社会学著作。严复通过著文和译书，向人们介绍了西方近代的哲学、政治学、经济理论、逻辑学和科学方法论，为社会变革提供了思想武器。严复留学英国，深受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影响，因此他重视科学，反对玄学，这在他的翻译中亦有所表现，那就是他对理学的形而上学倾向的批判。
他的翻译追求“信达雅”，不过其译著呈现的面貌却并非如此。他用典雅的桐城古文翻译西学，为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接受西学带来便利。同时，他的翻译并不完全忠实于原文，譬如在《天演论》的翻译过程中，严复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全书进行分章划节，又在大部分章节的译文后添加大段按语，有些按语的篇幅甚至超过了正文。这种翻译方式，说明严复对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
首先，严复将西方进化论的世界观与中国因循守旧的世界观作了对比，指出“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西学治化之极则”。其次，严复对中西方的认识论和学术方法作了比较。他指出，西方科学技术发展迅速，“学运昌明”，与经验主义认识论和科学归纳法有着密切关系。西方人从事研究工作，“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严复认为，由培根建立的归纳逻辑理论的广泛运用，促使了近代科学理论的形成，使西方的科学技术获得了重大的进步。而这种认识论和逻辑方法，正是中国所缺乏的。再次，严复比较了中西方伦理观念的差异。他看到“中国人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关系是中国传统社会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是传统道德规范的核心；自由、平等、博爱则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口号。严复认为这是两种对立的伦理观念，西方的强大与其价值观念系统有关。
在今天看来，严复的观点可能有种种不尽完善之处，譬如固守进步主义的立场以及忽略中国哲学的特点等，但它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之后的中国人对于西方的认识。他所分析和比较得出的结论尽管不尽科学，但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