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早年毕业于上海中国公学,1910年赴美国,先后就学于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为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学生。他后来说:“从此以后,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1917年,胡适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曾与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吴虞等人一同提倡新文学、鼓吹新文化,反对孔教及旧伦理道德。
中国传统哲学关于知行问题的观点,一般主张“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或者“知行合一”,特别重视行相对于知的优先性。而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在其1918年所作的《心理建设》(又名《孙文学说》)中,提出了“知难行易”的观点,认为传统所认为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乃是革命事业“心理之大敌”。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突破了传统知行问题的论域,将其应用范围从道德践履扩展到了一般的社会实践,有其自身的积极意义,对于当时的革命事业也具有指导作用。正如胡适所说:“行易知难的学说是一种很有力的革命哲学。一面要人知道‘行易’,可以鼓舞人勇往进取。一面更要人知道‘知难’,可以提倡多数人对于先知先觉者的信仰与服从。信仰领袖,服从命令,一致进取,不怕艰难,这便是革命成功的条件。所以说中山说这是必要的心理建设。”
不过,从哲学角度看,“知难行易说”的确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胡适就从两方面提出了批评和质疑。他认为,第一,“知难行易说”的根本错误在于把知行分得太分明。因为绝大部分的知识是不能同行相分离的,尤其是社会科学知识。这绝大部分的知识都是从实际经验(行)上得来的:知一点,行一点;行一点,更知一点;越行越知,越知越行,方才有这点子知识。第二,知难行亦不易。“知难行易说”是一时救弊之计,目的在于矫正“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旧说,故为“林林总总”之实行家说法,教人知道实行甚易,但老实说来,知固是难,行也不易。
胡适批评“知难行易说”,一方面是出于对中国传统的“知行合一”说的考量,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杜威的实用主义的考量:实用主义之所以能够在现代中国迅速传播,同其在知识论态度上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立场相近有关。中国哲学家往往把知行相提并论,主张知行合一,即把知落实到行动上。实用主义作为一种“哲学革命”,改变了西方人为知识而知识的传统,把关注的重点从知转到了行,这与中国哲学的传统颇为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