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早年毕业于上海中国公学，1910年赴美国，先后就学于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为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学生。他后来说：“从此以后，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1917年，胡适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曾与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吴虞等人一同提倡新文学、鼓吹新文化，反对孔教及旧伦理道德。
中国传统哲学关于知行问题的观点，一般主张“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或者“知行合一”，特别重视行相对于知的优先性。而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在其1918年所作的《心理建设》（又名《孙文学说》）中，提出了“知难行易”的观点，认为传统所认为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乃是革命事业“心理之大敌”。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突破了传统知行问题的论域，将其应用范围从道德践履扩展到了一般的社会实践，有其自身的积极意义，对于当时的革命事业也具有指导作用。正如胡适所说：“行易知难的学说是一种很有力的革命哲学。一面要人知道‘行易’，可以鼓舞人勇往进取。一面更要人知道‘知难’，可以提倡多数人对于先知先觉者的信仰与服从。信仰领袖，服从命令，一致进取，不怕艰难，这便是革命成功的条件。所以说中山说这是必要的心理建设。”
不过，从哲学角度看，“知难行易说”的确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胡适就从两方面提出了批评和质疑。他认为，第一，“知难行易说”的根本错误在于把知行分得太分明。因为绝大部分的知识是不能同行相分离的，尤其是社会科学知识。这绝大部分的知识都是从实际经验（行）上得来的：知一点，行一点；行一点，更知一点；越行越知，越知越行，方才有这点子知识。第二，知难行亦不易。“知难行易说”是一时救弊之计，目的在于矫正“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旧说，故为“林林总总”之实行家说法，教人知道实行甚易，但老实说来，知固是难，行也不易。
胡适批评“知难行易说”，一方面是出于对中国传统的“知行合一”说的考量，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杜威的实用主义的考量：实用主义之所以能够在现代中国迅速传播，同其在知识论态度上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立场相近有关。中国哲学家往往把知行相提并论，主张知行合一，即把知落实到行动上。实用主义作为一种“哲学革命”，改变了西方人为知识而知识的传统，把关注的重点从知转到了行，这与中国哲学的传统颇为契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