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道学中，“孔颜乐处”是相当重要的。二程兄弟在年轻的时候，曾问学于周敦颐。程颢后来回忆说：“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周敦颐所说的“孔颜乐处”，指的是一种精神境界、一种人生理想。
儒家一向有追求“乐”的传统。《论语》中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讲的是学习之乐和有朋之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讲的是安贫守义，不屈节之乐。“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讲的是知识与性情的满足之乐。还有暮春时节，“浴乎沂，凤乎舞雩，咏而归”的享受自然山水之乐。这些乐表现了孔子哲学中对于人生所抱有的积极态度。颜渊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论语》记载，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可见他的安贫乐道，与孔子一脉相承。到了孟子，他一方面提出“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经世思想，另一方面又以“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的自我修养为人之大乐。同时，孟子还提出人生有三乐：“父母俱在，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三乐也。”这三种乐趣之大，居然连“王天下”也比不上它们。魏晋时期，即便玄学追求自然放达的思想流行一时，仍有儒者认为“名教中自有乐地”。这种乐不止是个人物质欲望和精神欲望的满足，还有更高的境界。宋代范冲淹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表达了儒者对于乐的理解的最高境界。
从上述儒学思想史来看，儒家对于现实人生的追求，态度是积极的，他们追求人生之乐，这个乐是在世俗的现实世界中的，它不是道家的成仙（白日飞升），也不是佛教的成佛（往生极乐净土），而是在人生当下的追求中得到的满足。当然，这种满足有两个方面，如周敦颐所说，就是“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其中，伊尹是儒家入世辅君济民的典范，颜渊则是儒家追求自我修养的榜样。这两者也就是儒家“内圣外王”的至高境界。所以，“孔颜乐处”讲的是做人的一种境界，这种境界就是成为圣人。周敦颐说：“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成圣、成贤应该是读书人的理想，而圣人与“天”合德，所以读书人的最高境界也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成为圣人需要在内圣外王（德性和事功）两个方面有所成就。然而，宋代之后，人们心目中的圣人的标准开始有所改变。唐代以前，周公孔子并称，而其后，孔子和孟子、颜回并称。颜回最重要的成就在自我修养方面，“寻孔颜乐处”成为理学家的核心话题，这也就意味着，在宋代之后，儒学思想越来越向内发展，对于事功（外王）方面的强调日渐趋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