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道学中,“孔颜乐处”是相当重要的。二程兄弟在年轻的时候,曾问学于周敦颐。程颢后来回忆说:“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周敦颐所说的“孔颜乐处”,指的是一种精神境界、一种人生理想。
儒家一向有追求“乐”的传统。《论语》中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讲的是学习之乐和有朋之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讲的是安贫守义,不屈节之乐。“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讲的是知识与性情的满足之乐。还有暮春时节,“浴乎沂,凤乎舞雩,咏而归”的享受自然山水之乐。这些乐表现了孔子哲学中对于人生所抱有的积极态度。颜渊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论语》记载,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可见他的安贫乐道,与孔子一脉相承。到了孟子,他一方面提出“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经世思想,另一方面又以“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的自我修养为人之大乐。同时,孟子还提出人生有三乐:“父母俱在,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三乐也。”这三种乐趣之大,居然连“王天下”也比不上它们。魏晋时期,即便玄学追求自然放达的思想流行一时,仍有儒者认为“名教中自有乐地”。这种乐不止是个人物质欲望和精神欲望的满足,还有更高的境界。宋代范冲淹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表达了儒者对于乐的理解的最高境界。
从上述儒学思想史来看,儒家对于现实人生的追求,态度是积极的,他们追求人生之乐,这个乐是在世俗的现实世界中的,它不是道家的成仙(白日飞升),也不是佛教的成佛(往生极乐净土),而是在人生当下的追求中得到的满足。当然,这种满足有两个方面,如周敦颐所说,就是“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其中,伊尹是儒家入世辅君济民的典范,颜渊则是儒家追求自我修养的榜样。这两者也就是儒家“内圣外王”的至高境界。所以,“孔颜乐处”讲的是做人的一种境界,这种境界就是成为圣人。周敦颐说:“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成圣、成贤应该是读书人的理想,而圣人与“天”合德,所以读书人的最高境界也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成为圣人需要在内圣外王(德性和事功)两个方面有所成就。然而,宋代之后,人们心目中的圣人的标准开始有所改变。唐代以前,周公孔子并称,而其后,孔子和孟子、颜回并称。颜回最重要的成就在自我修养方面,“寻孔颜乐处”成为理学家的核心话题,这也就意味着,在宋代之后,儒学思想越来越向内发展,对于事功(外王)方面的强调日渐趋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