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同求异并用法，也叫契合差异并用法，简称并用法。
其基本内容是：如果被研究现象出现的若干场合(正面场合)中只有一个共同的情况，而在被研究现象不出现的场合(反面场合)中，却没有这个情况，其他情况不尽相同，那么这个惟一共同的情况，就是被研究现象的原因。其逻辑形式是：
例如，《资治通鉴》中有一个关于“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故事：
唐太宗问魏征：“帝王怎样才算明君，怎样才算昏君？”魏征回答说：“广泛听取意见就贤明，偏听偏信就昏聩。古代帝尧能深入下层了解情况，所以及时得知有苗阴谋叛乱的消息；帝舜耳聪目明，掌握情况及时，所以不会受共工、鲧、欢兜等人的蒙蔽。秦二世偏信赵高，结果被赵高篡权；梁武帝偏信朱异，以亡国告终；隋炀帝偏信虞世基，最后落个国破人亡。由此可见，君主只有广泛听取意见，才不会被权臣所蒙蔽，下情才能及时反映上来。”
魏征的回答应用了求同求异并用法。
这种方法的步骤是：第一，应用求同法于正面场合。正面场合(1)和(2)不同，帝尧和帝舜的社会环境，即政治、经济、民族关系等各不相同，但有一个情况，即兼听广纳，了解下情是相同的。这是先行情况。而所研究的现象即“君主贤明”在这两个场合都出现。根据求同法，就可以断定“兼听”是“君主贤明”的原因。
第二，应用求同法于反面场合。反面场合中的秦二世和隋炀帝不同，所偏信的权臣各异，其他社会环境因素也迥然有别。在诸多先行情况中惟有“偏信”，即不兼听广纳这个情况是共同的。而“君主昏聩”即“君主不贤明，这一研究现象在这两个场合也都存在。根据求同法，就可推断。“偏听偏信”与“君主不贤”有因果联系，即“不兼听”是“君主不贤明”的原因。
第三，应用求异法于上述正面场合和反面场合，将这正反两种场合加以比较，只注意正反两场合的不同情况，即“兼听广纳”与否。根据求异法，就可以推断这个差异点是被研究现象出现的原因。魏征的结论：“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是强调“兼听广纳”是“下情上通”的原因。当然，也可以从反面得出结论：不兼听广纳是下情不得上通，人君受蒙蔽的原因。
求同求异并用法的特点，是“两次求同，一次求异”，这与求同法与求异法的相继应用是不同的。因为求同求异并用法，实际上是通过三个步骤来确定被研究现象的原因的。
第一步，把被研究现象a出现的正面场合加以比较，发现只有一个共同情况A,应用求同法得出结论:A是a的原因。
第二步，把被研究现象a不出现的反面场合加以比较，发现A不出现，再应用求同法得出结论：在反面场合中,A不存在是a不存在的原因。
第三步，比较正反两个事例组场合，根据有A就有a,无A就无a,运用求异法即可得知:A是a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