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学派有什么特点？
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中国同西方的接触逐渐增加，许多官员和知识分子开始正视西学，探讨结合中学在道德上的优势和西学在器物上的优势帮助中国富强，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派。
最早提出“中体西用”主张雏形的是冯桂芬，他在1861年写成的《校庐抗议》中说：“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这就是说要以中国的礼教制度为根本同时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等实学。郭嵩涛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个驻外公使，写作的《使西纪程》，用平等的眼光看待西方政教，发现了中西文化的不同。他认为西方重求实，中国务虚文；西方提倡开放交流，中国崇闭关自守；西方重商贾，中国重士而轻商；西方义利结合，中国义利对立，重义轻利。所以主张推行西学。
张之洞，作为晚清重臣、一代名儒，把“中体西用”理论化、系统化。其主张主要有三：第一，捍卫孔孟儒学的正宗地位，认为三纲五常是中学的核心，是必须保住的。第二，严格规定“西学”的界限，即具体的“西政、西艺、西史”，主要指的是行政法规和科学技术。第三，“会通”中学、西学。他在《劝学篇》中专门写了一篇《会通》，认为三代时中学就已“东渐西被”，西学有益于中国，中学可以“治身心”，西学可以“应世事”，两者取长补短。中学西学本是相通的。
“中体西用”学派对于引进西方文明，使中国走向近代化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