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佛之间围绕因果报应进行了怎样的争论？
因果报应之争是在东晋南朝时儒、佛之间进行的一场重要的学术辩论，为我国哲学史留下了极为精彩的一页，这场争论究竟是怎样展开的呢？
儒家传统倡导“善恶报应说”，印度佛教则主张“业报轮回说”，这两种报应观内容迥然有别，在东晋即引起了重大的争论。东晋罗含著《更生论》，认为天地无穷尽，万物的生命都要更替。孙盛写了《与罗君章书》，主张形体和精神都不可复原。慧远作《答桓南郡明报应论》，就桓玄有关业报轮回的疑问进行了解答。桓玄认为杀害一个人，于神毫无妨碍，哪里会报应？慧远则主张人们私身恋生，产生善恶的行为，埋下了报应的种子。桓玄认为情感导致报应不符合自然法则。慧远却主张“心”蕴涵情，自然有善恶，有善恶当然有报应。这就叫“自然”。桓玄认为贪恋生命是众生的本性，轮回报应容易迷惑他们。慧远则主张佛陀正因为人们执迷不悟，才阐明因果报应的道理。同时针对戴逵的质疑，作《三报论》，对善恶报应得不到应验进行了解释。认为报应分为现报、生报和后报。报应的主体是“心”，随着各种因缘条件而呈现，报应虽有先后，但轻重与善恶诸业的轻重对应。
南朝刘宋时代，何承天作《达性论》、慧琳作《白黑论》对佛教的因果报应说进行了批评。何承天用儒家的三才论，对抗佛教的众生说，认为人不能和飞禽走兽一样视为众生。慧琳认为周孔敦俗，老庄陶风，释迦慈悲，三训的主旨皆是为了劝善，三教的创始人都是圣人。但佛教的天堂地狱、因果报应之说都是虚妄不实的，实际上是教人行贪欲，所以流弊无穷。
因果报应是不是真实的存在，是一个信仰的问题，在当时的条件下“合理”地解释了现实社会中贫富贵贱的不公平性，它让人避恶趋善，追求来世的善报，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