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用学”这个术语译自英语的“pragmatics”，它是美国哲学家莫里斯（Morris）在1938年自造的英语单词。如果从这一时间算起，这门学科也只有近80年的历史，但是经过极为迅猛的发展，今天的语用学已经像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一样被公认为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这是20世纪以来现代语言学的研究不断探索、深入和自我完善的结果。
20世纪初，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其《普通语言学教程》中首次提出了“语言是一种符号”，并明确区分了语言和言语、共时和历时的概念，指出现代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本体的、共时的、抽象的语言符号系统。这样就把语言运用的因素排除在了语言研究的体系之外。
之后的几十年，现代语言学的研究都沿着关注语言本体结构、排斥语义语用的道路不断发展，像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美国结构语言学派等代表性学派的研究都不例外。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学派那里，这种对语义语用的排斥倾向达到了顶点。乔姆斯基认为人类在说话的过程中会遵循大脑中特定的句法，这种句法是一套潜在的、抽象的、不受语境影响的规则系统，即“语言能力”。在乔姆斯基看来，语言学的中心任务就是揭示人类“与生俱来”的语言能力，而不用考虑语言运用。
物极必反，盛极一时的转换生成语法学日益暴露出其在语义方面的无能为力，于是与之对立的思想开始萌芽。20世纪50年代之后，一些语言学家开始重新重视语义研究，大量的语义学研究成果问世，为语用学的产生和发展打下了基础。当语义研究不断深入，研究对象从词的意义扩展为句子意义、篇章意义时，新的问题就产生了：许多语句的形式意义与说话人意图似乎并不相符，有些语句离开了一定的上下文或时间空间就根本无法理解。这时，语境对于语义分析的重要性就逐渐凸显出来。语境分析的加入，加快了语义学内部的分裂。最终，语义学的研究范围被缩小到形式意义上，涉及语境意义的讨论被归入语用研究，而语用学通过不断丰富理论基础、扩大研究领域，逐渐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语用学产生的早期阶段，作出突出贡献的大多并非语言学家，而是具有独特洞察力的哲学家们。1938年，美国逻辑学家莫里斯在符号学的研究中首创“pragmatics”这一名称，并在其1938年出版的《符号理论基础》中列出了符号学的三个分支学科：句法学（syntactics）、语义学（semantics）和语用学（pragmatics）。句法学研究“符号之间的形式关系”；语义学研究“符号与其所指事物之间的关系”；语用学则研究“符号和解释者之间的关系”。1939年，莫里斯在《美学和符号理论》一书中谈到语用学时将“解释者”改为“使用者”。可见，莫里斯不仅最早提出了“语用学”的术语，还从宏观上划定了这个学科的研究范围。
1954年，以色列哲学家巴尔·希勒尔（Bar Hillel）发表《直指表达式》一文，提出了语用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指示。
1955年，英国哲学家奥斯汀（J.L.Austin）受邀到哈佛大学作题为“论言有所为”（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的系列演讲，其中提出的对“言语行为”的分析震动了美国学界。后来奥斯汀的学生赛尔（J.R.Searle）继承并完善了老师的思想，于1969年出版《言语行为》、1975年出版《间接言语行为》，将奥斯汀的理论正式定名为“言语行为理论”。这是语言学史上第一个完整的、重要的语用学理论。
1967年，另一位英国哲学家格莱斯（H.P.Grice）来到哈佛大学作了三次演讲，提出了著名的“会话含义理论”，其中包括了指导人类会话活动的重要原则——合作原则。这一理论对言语交际的研究意义重大，它与奥斯汀、赛尔的言语行为理论共同成为语用学的学科理论基础。
20世纪70年代以后，语言学家们开始对语用研究报以极大关注，语用学进入成熟、独立阶段。1977年，《语用学杂志》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发行，标志着语用学作为语言学的一门独立学科得到了正式的承认。1983年，有两部非常优秀的语用学教材问世：列文森（S.C.Levinson）的《语用学》和利奇（G.N.Leech）的《语用学原则》，这两部教材代表着80年代初语用学研究的最高水平。1986年，国际语用学学会在比利时成立，并将《语用学杂志》和《语用学和其他学科》作为其学术刊物。世界各地掀起了语用研究的热潮，连语义、语法、语言习得等问题的讨论也经常涉及语用因素，而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等学科与语用学的交叉融合更为语用学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