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和壶遂是如何讨论《春秋》的？
围绕《春秋》经，司马迁与壶遂进行了一场辩论，这场辩论记载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它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呢？
壶遂首先发问说：“从前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呢？”司马迁认为阐明王道是孔子作《春秋》的根本原因。他说：“《春秋》这部书上则阐明三王的治道，下则分辨人世各种事情的准则，解释疑惑难明的事理，判明正确和错误，确定犹豫不决的事情，表扬善良，谴责邪恶，尊敬贤人，鄙视不肖，恢复已经灭亡的国家，延续已经断绝的世系，修补弊端，振兴已荒废的事业，这都是王道重大的内容啊！”
壶遂又冷静地反问说：“孔子当日不遇明君，到处碰壁不被任用，最后没有办法才作《春秋》，从文辞记事中表明礼义，以垂后世，作为一个新王的王法。至于现在你已经遇到圣明天子，得到一定的官职，天下万事都有条有理，各得其当，足见已有王法了。你要继作《春秋》，究欲论明何事？”
司马迁认为《春秋》具有采善贬恶的双重作用，自己要发扬前者。他说：“我是现任史官，废弃明圣盛德而不记载，绝灭功臣、世家、贤大夫的事业而不论述，忘记先人的遗言，这是莫大的罪过！我的计划不过是叙述故事，把杂乱的异闻传说整齐化、系统化而已，并不是什么创作，而你比之于作《春秋》，那是不对的。”
通过和壶遂的论辩，司马迁强调在儒家“六经”中，《春秋》更贴近政治生活，治世和乱世都很需要，《春秋》兼具褒贬两方面的社会功能，是可以全面继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