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九经义疏》是权威的经学读本？
隋唐两代，大力扶植和提倡儒学，搜集和整理儒家经典，促进国家官僚的儒学化进程，实行科举制，以经义取士。
唐初，由于数百年经学典籍与经传注疏相当杂乱，观点互异，不符合唐王朝的政治需要，经学的统一成为必然的趋势。唐太宗以儒家经书流传久远，文字多误，诏令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定《五经》，颁行天下，作为定本；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令国子祭酒孔颖达组织学者撰定《五经》义疏，定名《五经正义》，作为训解五经的标本，唐高宗永徽四年（653），颁行全国，成为朝廷钦定的“五经”读本，一直到宋代，科举考试都以此为准，成为广大士子生徒的必读书，极大地提高了儒经的影响力。
后来《五经正义》与贾公彦的《周礼》《仪礼疏》，徐彦的《公羊传疏》，杨士勋的《穀梁传疏》，合称《九经义疏》。义疏主于诠解注文，不欲有所出入，注不驳经，疏不驳注。《九经》所取注家，《易》为王弼、韩康伯《注》，《诗》为毛亨《传》、郑玄《笺》，《书》为孔安国《传》，“三礼”为郑玄《注》，《左传》为杜预《注》，《公羊传》为何休《解诂》，《穀梁传》为范宁《集解》。
《九经义疏》标志着中国经学的统一，是最权威的经学读本，使儒家思想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