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藩和方东树的论战是怎么一回事？
清朝初期，汉学刚刚萌芽，许多学者主张汉宋兼采，并无门户之争。随着汉学的壮大强盛，汉宋之争愈演愈烈，江藩与方东树的论战，使二者的门户之争达到顶峰。
嘉庆二十三年（1818），江藩刻成《国朝汉学师承记》，以区别汉、宋门户。他认为，经术之道一坏于两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更加晦涩，至清朝时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
《国朝汉学师承记》的刊行，激怒了宋学的追随者方东树。1826年他著《汉学商兑》予以反击。《序》中说：“近世汉学辟宋儒，攻朱子，以言心言性言理为厉禁，观其所著书，不出训诂小学，名物制度。于圣人躬行求仁、修齐治平之教，一切抹杀。名为制经，实为乱经。”
《汉学商兑》专为反驳《汉学师承记》，纠正当时汉学之偏颇而作。其体例仿朱熹《杂学辨》，摘录清季诸汉学家说，一一加以驳斥。首卷溯其畔道罔说之源，中卷辨其依附经义小学似是而非者，下卷辨其诋诬唐、宋先儒而非事实者。毛奇龄、朱彝尊、万斯同、阎若璩等，皆在所难免，凡汉学家于诸经小学方面指责宋儒处，均予翻案。虽多有牵强，但全书脉络清晰，行文通贯，是了解清季汉宋之争的首选读物。
江藩与方东树论战的结果，使汉学、宋学的缺点双双暴露无遗，为日后的汉宋兼采奠定了基础。道光、咸丰年间，许多学者提倡汉宋调和。曾国藩对宋学情有独钟，但又不废汉学。陈澧的《东塾读书记》总结自己的为学宗旨，指出：“故余说郑学则发明汉学之善，说朱学则发明宋学之善，道并行而不相悖。”调和汉学和宋学的意图显而易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