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圣人化:孔子为什么是圣人
孔子的与众不同,在先秦的文献中已经充分地表现出来了。
孔子的博学多能使他在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声望卓著,即使是孔子自己,也并没有将自己等同于一个普通的熟悉礼仪的人。他有很高的自我期待,孔子将自己看做上天意志的传达者,所以尽管他“不语怪力乱神”,但期待着凤鸟和河图这些祥瑞的出现而接受天命。
因此,在晚年他会发出如此的叹息:“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孔子也让他身边弟子切身感受到他的魅力,在他的弟子眼里,他是为万世立规则,甚至于是超越传说中的圣王尧舜的贤者。如弟子子贡说:“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孟子·公孙丑上》)
弟子颜回则从切身感受出发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论语·子罕》)
虽然有时孔子并不承认自己已经达到圣人的境界,“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但这并不能掩盖他对自己的很强的使命感。所以,他在面临匡人的围困时仍会镇定自若:“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
孔子也对自己有着很高的期待,这从《论语》中所记述的孔子和他弟子的言行谈话中清晰可见。他早年周游列国,为的也是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到处不如意,使孔子感到失望。越是到了晚年,孔子的失落感越强。“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
而《礼记·檀弓》中所讲述的孔子预知自己不久于人世时的一段话,更是感人。孔子早上起来,拄着拐杖,在门口摇晃着,唱道:“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
孔子在当时甚至被视为殷遗民预言中那个复兴殷商的圣王。因为孔子距殷武的灭亡有500多年。这听上去有点像《圣经》中有关“弥赛亚”的故事,但显然当时人接受了这种看法。
如《左传·昭公七年》记孟僖子临死时说:“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而孟子的话似乎也印证了这种说法在当时是被普遍接受的:
“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孟子·尽心下》)
孔子的理想虽然没有实现,但孔子的学说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儒家和墨家的思想是当时的“显学”。《史记·儒林列传》说:“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另一方面,先秦诸子和后来的各种典籍,不载“夫子言行”的很少,既有墨子和法家的批评,也有庄子的寓言和调侃,儒家学派的作品自然以阐述孔子的理想为己任。
因此当时的士人中有许多人修儒业,即使是在法家思想大行于世的秦朝,扶苏也说过:“诸生皆诵法孔子。”(《史记·秦始皇本纪》)同时,儒者以通晓古代的礼仪和典籍见长。因此,当时的博士多为儒生。《史记·儒林列传》说:汉承秦制,依然设立博士制度。孝文帝时,对博士还“颇征用”,“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这也从反面说明了战国、秦、汉初的博士中,大多数是儒生。
到汉武帝时,受“八王之乱”等事件的刺激,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独尊儒术”的策论,这样儒家正式成为汉代统治合法性的依据。而孔子本人作为儒家思想体系的集大成者,成为有德无位的“素王”,儒家经典则成为“百王之道”。
董仲舒说:“(孔子)西狩获麟,受命之符是也。然后托乎《春秋》正不正之间,而明改制之义。一统乎天子,而加忧于天下之忧也,务除天下所患,而欲以上通五帝,下极三王,以通百王之道。”(《春秋繁露·符瑞第十六》)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也说孔子“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
因此,孔子在今文经学和谶纬之风合力的浓厚的神秘气氛中,也逐渐走上了神坛。
与西方宗教中人和神之间存有严格的界限不同,中国人的观念中此岸和彼岸之间的桥梁一直畅通。而且,在中国的神灵谱系中,更多的是由人升迁上来的“神”。也正是如此,所以,我们很自然地将人间的政治和自然事件之间紧密地联系起来。而在吸收了阴阳家的思想之后,儒家的“天人感应”论显然是解释天人之间关系的最佳方式。而孔子当然也就是最了解神意的人了。
这中间谶纬中的孔子形象对后世影响最大,他们在手法上与神仙方士并无两样。孔子的出生首先被说成是其母感黑帝而生,其姓名也像其他圣人一样是“吹律听声”而得来的。《春秋演孔图》说:“孔子之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运。孔子长十尺,大九围;坐如蹲龙,立如牵牛;就之如昴,望之如斗。”在《孝经钩命诀》中,孔子是“海口”、“牛唇”、“骈齿”、“辅喉”、“舌理七重”、“虎掌”。
儒生们认为孔子有帝王的才干,也具备帝王的道德,但是他却没有帝王的命运,所以只能做“素王”。
而他生下来的主要工作就是为汉制法。他生下来时胸前就有文字“制作定世符运”。《春秋演孔图》说:“圣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显天心。丘为木铎,制天下法。”后来上天又以“获麟”的祥瑞来启示孔子为汉代制定法度。
孔子所制的法就是《春秋》和《孝经》,还有《诗》、《书》和《易》。因此,《春秋》和《孝经》的出现也是云山雾罩的。如《越绝书·外传·纪十九》中说《春秋》是孔子“感精”而作。“孔子感精,知后有强秦丧其世,而汉兴也。赐权齐、晋、越,入吴。孔子推类,知后有苏秦也。权衡相动,衡五相发。道获麟,周尽证也。
故作《春秋》以继周也。此时天地暴清,日月一明,弟子欣然,相与太平。孔子怀圣承弊,无尺土所有,一民所子,睹麟垂涕,伤民不得其所,非圣人孰能痛世若此。”另一本重要的经典《孝经》则是“神示”而成。如《孝经中契》说:“丘作《孝经》,文成道立,斋以白天。则玄云踊北,紫宫开北门,角亢星北落司命。
天使书题,号《孝经篇》。云神星裔孔丘知元,今使阳衢乘紫麟,下告地主要道之君。后年麟至,口吐图文,北落郎服,书鲁端门,隐形不见。子夏往观,写得十九字,余字退消。其余飞为赤乌,翔摩青云。”
不但是孔子,而且孔子的弟子也有许多异相,如子贡嘴边绕有斗星,曾子长着犀角,其他弟子不是额头就是手掌,都异于常人。
在汉代的神秘主义色彩消散之后,孔子的神圣性便开始转入朝廷不断加封的程序中了。北魏时就封孔子为“宣尼公”;唐贞观时又以孔子为“先圣”;虽有反复,但唐玄宗“依贞观故事”,于唐开元二十七年(739),诏孔子为“先圣”,并谥为“文宣王”。
这是朝廷首次封孔子为王。宋代孔庙的礼仪进一步升格,宋真宗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后又改为“至圣文宣王”。
宋仁宗时又封孔子后代为“衍圣公”,世代相传,直到民国时期才废止。宋徽宗将孔庙之正殿命名为“大成殿”,“并增文宣王冕十又二旒”,与天子相同,并将祭孔仪式看做与社稷大礼同等重要。
元大德十一年(1307)加号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嘉靖九年(1530)题“至圣先师孔子神位”;清顺治二年(1645)定谥为“大成至圣先师孔子”;顺治十四年(1657)改称“至圣先师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