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本定势是什么意思?书本定势的例子案例

2022年10月18日17:14:28书本定势是什么意思?书本定势的例子案例已关闭评论

所谓书本定势,简单地说,就是以书本上的观点为自己的观点,以写书人的思维方式与方法为自己的思维方式与方法。

书本知识是人们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写书人思维过程、思维方式、思维成果的复写。有了书本,我们可以了解写书人的经验和知识;有了书本,可以了解写书人的思维过程、思维方式和思维成果;有了书本,可以使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攀登更高的山峰。所以高尔基说,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我们中国历来有重视读书的传统。汉朝的学者刘向说:“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俗话中更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之说。有书可读,自然是好事;喜欢读书,也是好事。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读书几乎同吃饭、喝水一样,成了人们必须做的事情。但读书有不同的读法,如果钻到书本里面,钻不出来,做了书的奴隶,让书本牵着自己的鼻子走,也许就变成了坏事。这样的事例很多。

案例[1] 纸上谈兵

战国时期,秦国攻打赵国,两军在长平一带对峙数年。赵王听信流言,撤回了老将廉颇,任用大将赵奢之子赵括为大将。赵括从小熟读兵书,谈起用兵之理头头是道,连他的父亲也说不过他。可是,他赴任与秦军交战时,没想到被秦军偷袭,截断了粮道,将士们混作一团,结果,赵军45万人马被围歼。此事为我们留下了一句“纸上谈兵”的成语。

案例[2] 失街亭

《三国演义》所写守街亭的战斗中,熟读兵书的主将马谡根据兵书上所写“凭高视下,势如破竹”之语,主张在山上扎营。而同行的王平认为应当在山下路中扎营,以便“使贼兵不得偷过”。王平还指出,如果在山上扎营,敌军来围,截断水道,必将造成我军自乱,不战而溃。但马谡根据兵书所言“置之死地而后生”,认为如果敌军截断水道,正好可以使我军决一死战,大败敌军。然而结果是街亭失守,马谡被斩。

上述两个战例,几乎家喻户晓。赵括和马谡错在哪里呢?他们的失败不在于没有作战的知识,不在于他们没有“熟读兵书”,而在于他们不能审时度势,灵活运用,或者可以说,正是因为他们把兵书读得太熟了,记得太牢了,以至于成了只会背诵兵书的书呆子。

兵书有用吗?读得好就有用,读得不好就没用。兵书上,一边写着“除恶务尽”,可另一边又写着“穷寇勿追”。对什么样的“恶寇”要除之务尽,对什么样的“恶寇”勿追,在什么情况下应当“除恶务尽”,在什么情况下应当“穷寇勿追”,兵书上是无法写全、写清楚的,这就需要领兵的将领根据具体情况加以思考作出选择。兵书上的话是这样,其他书上的话也有许多类似的情况。

例如,就我的阅读范围而言,关于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性就有好几种说法。英国的斯宾塞在其书中写道:“理论的知识比经验的知识要优越得多。”俄国的彼得洛夫在书中写道:“没有理论这盏明灯,实践不能走向真正完美的境地。”可是,德国德利希腾伯格的书里写着:“纯粹的理论除了辩论之外毫无价值。”英国的培根在书中说:“实践……科学的皇后。”有则谚语甚至说“实践胜过道理”。这些写在书上的话都是名言,我们信谁的呢?

我上课讲到这里的时候,有学生问我,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对他们讲了下面两点看法。

第一,书都是人写的,而任何人写的书都受主观与客观两方面各种因素的制约,即都受作者的主观意识和社会实践的制约(我的书也是如此)。一方面,任何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和自己的思维方式,其观察、认识客观世界的角度、维度、广度、深度都有差异,甚至千差万别。例如,有一次,电视台转播音乐大师梅达的音乐会,梅达出场的时候披挂了一个花环,当他起劲地指挥乐队时,花瓣纷纷落到脚下。一位女士议论说:“等他指挥完,他会站在美丽的花丛中。”一位男子则不无忧伤地说:“到演出结束时,他的颈上只会挂着一条绳索。”为什么会这样?也许是他们的观察点不同,也许是他们此时的心绪不同。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两部书《水浒传》和《荡寇志》,是根据同一个历史事件、同样的历史背景写出来的,其思想内容却截然相反。何以如此?其主观意识不同。另一方面,任何一个人的实践都是有限的,无论从时间、空间、行业、领域哪个方面说,都是有限的,因而他所能收集的信息也是有限的,其所获得的知识也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决定了他们写的书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鲁迅说:“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他说的一点都不错。

第二,书本上的知识都是纯化了的知识,而纯化了的知识都与实际拉开了距离。例如,许多书里都谈到人,都会使用“人”这个概念。什么是“人”呢?哲学家们给“人”下了无数个定义,其中最常见的是“人是有语言、会思维、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的高等动物”。这里说的人,是古人还是今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是男人还是女人?是小孩还是大人?是写书的人还是看书的人?是写书又看书的人还是既不写书又不看书的人?可以说都是,又都不是。定义中的“人”是一个高度抽象了的人,不是具体的人。因此,我们找不到那个定义里的“人”,那个不带任何“杂质”的纯粹“人”。

再如,我们说的“秃子”,究竟秃到什么程度才叫秃子?一根头发没有固然可以叫秃子,有10根算不算?有100根算不算?有500根算不算?有1001根又算不算?谁也说不清楚。

又如,我们常说“知识就是力量”,并且把它奉为真理。但是要把这句话解释清楚,必须搀进许多“杂质”。我们必须说,这种知识须是有用的知识,不包括无用的知识;这种知识必须被人所掌握,只躺在书本里不行;这种知识必须有人去运用它解决问题,只拈在手里不用不行;这种知识必须用对地方,用错了地方不行;这种知识必须在适当的时机运用,时机不对不行……即使说了这么多,我们仍然不能说已经把它解释清楚了。由此我们看到,写书人在从生活实践中提取知识的时候,是一个提纯的过程,而提纯的过程中必然会丢掉一些被看作“杂质”的东西,或者说暂时抛开了一些“没用的”东西。而这些被丢掉或抛开的东西还存在于实践中,并且时时和我们碰面。因此,如果我们只照书本上说的去做,往往会有那些被写书人丢掉、抛开的“杂质”和“没用的”东西来和我们“捣乱”。我们“照本宣科”所造成的失误,往往就是没有想到那些“杂质”和“没用的”东西给我们“添乱”。

我在一本书中看到一道有趣的算术题:

数学老师说:一间小房子,如果一个人用12天能盖好,那么12个人只需一天就能盖好。问:如果要一小时盖好,需要多少人?一分钟盖好,需要多少人?一秒钟盖好,需要多少人?

学生甲:如果要一小时盖好,需要288人。

学生乙:如果要一分钟盖好,需要17280人。

学生丙:如果要一秒钟盖好,需要1036800人。

从数学的角度说,学生们的计算是毫无差错的。从学习的角度说,学生们能在老师的启发下举一反三,也是很不错的。但若把他们的演算放到实践中去,会怎样呢?1036800人站都没地方站,还能干活吗?当然,这里的失误不是学生的,首先是那位老师的。且不说在实际生活中,有没有一小时、一分钟、一秒钟就能盖好一间小房的事,就只说两个人盖房和一个人盖房的账该怎么算吧。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一间小房一个人用12天可以盖好,那么,在通常情况下两个人一起盖,是用不了6天的(1+1>;2)。反过来说,如果有其他“杂质”掺和进来,也许12个人6天也盖不好那间小房。这位老师出的题目本身就是脱离实际的,假若这些学生完全信赖书本和老师,数是能算对的,人却会变傻。

其实,对于书本知识的局限性,一些读书人和写书人早就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他说的“书”是指当时的《尚书》,后人引用时泛指各种书)。宋朝的辛弃疾深有感慨地说:“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清朝的郑板桥在诗中写道:“读书数万卷,胸中无适主;便如暴富儿,颇为用钱苦。”我想,他们都是吃过“为书所累”的苦头才说这样的话的。瞿秋白从写书人的角度告诉我们:“一切书都是为着帮助你思想,而不是为着替你思想的。”没有读书人自己的思考,书的用处是极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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