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书本定势，简单地说，就是以书本上的观点为自己的观点，以写书人的思维方式与方法为自己的思维方式与方法。
书本知识是人们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写书人思维过程、思维方式、思维成果的复写。有了书本，我们可以了解写书人的经验和知识；有了书本，可以了解写书人的思维过程、思维方式和思维成果；有了书本，可以使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攀登更高的山峰。所以高尔基说，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我们中国历来有重视读书的传统。汉朝的学者刘向说：“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俗话中更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之说。有书可读，自然是好事；喜欢读书，也是好事。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读书几乎同吃饭、喝水一样，成了人们必须做的事情。但读书有不同的读法，如果钻到书本里面，钻不出来，做了书的奴隶，让书本牵着自己的鼻子走，也许就变成了坏事。这样的事例很多。
案例[1] 纸上谈兵
战国时期，秦国攻打赵国，两军在长平一带对峙数年。赵王听信流言，撤回了老将廉颇，任用大将赵奢之子赵括为大将。赵括从小熟读兵书，谈起用兵之理头头是道，连他的父亲也说不过他。可是，他赴任与秦军交战时，没想到被秦军偷袭，截断了粮道，将士们混作一团，结果，赵军45万人马被围歼。此事为我们留下了一句“纸上谈兵”的成语。
案例[2] 失街亭
《三国演义》所写守街亭的战斗中，熟读兵书的主将马谡根据兵书上所写“凭高视下，势如破竹”之语，主张在山上扎营。而同行的王平认为应当在山下路中扎营，以便“使贼兵不得偷过”。王平还指出，如果在山上扎营，敌军来围，截断水道，必将造成我军自乱，不战而溃。但马谡根据兵书所言“置之死地而后生”，认为如果敌军截断水道，正好可以使我军决一死战，大败敌军。然而结果是街亭失守，马谡被斩。
上述两个战例，几乎家喻户晓。赵括和马谡错在哪里呢？他们的失败不在于没有作战的知识，不在于他们没有“熟读兵书”，而在于他们不能审时度势，灵活运用，或者可以说，正是因为他们把兵书读得太熟了，记得太牢了，以至于成了只会背诵兵书的书呆子。
兵书有用吗？读得好就有用，读得不好就没用。兵书上，一边写着“除恶务尽”，可另一边又写着“穷寇勿追”。对什么样的“恶寇”要除之务尽，对什么样的“恶寇”勿追，在什么情况下应当“除恶务尽”，在什么情况下应当“穷寇勿追”，兵书上是无法写全、写清楚的，这就需要领兵的将领根据具体情况加以思考作出选择。兵书上的话是这样，其他书上的话也有许多类似的情况。
例如，就我的阅读范围而言，关于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性就有好几种说法。英国的斯宾塞在其书中写道：“理论的知识比经验的知识要优越得多。”俄国的彼得洛夫在书中写道：“没有理论这盏明灯，实践不能走向真正完美的境地。”可是，德国德利希腾伯格的书里写着：“纯粹的理论除了辩论之外毫无价值。”英国的培根在书中说：“实践……科学的皇后。”有则谚语甚至说“实践胜过道理”。这些写在书上的话都是名言，我们信谁的呢？
我上课讲到这里的时候，有学生问我，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对他们讲了下面两点看法。
第一，书都是人写的，而任何人写的书都受主观与客观两方面各种因素的制约，即都受作者的主观意识和社会实践的制约（我的书也是如此）。一方面，任何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和自己的思维方式，其观察、认识客观世界的角度、维度、广度、深度都有差异，甚至千差万别。例如，有一次，电视台转播音乐大师梅达的音乐会，梅达出场的时候披挂了一个花环，当他起劲地指挥乐队时，花瓣纷纷落到脚下。一位女士议论说：“等他指挥完，他会站在美丽的花丛中。”一位男子则不无忧伤地说：“到演出结束时，他的颈上只会挂着一条绳索。”为什么会这样？也许是他们的观察点不同，也许是他们此时的心绪不同。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两部书《水浒传》和《荡寇志》，是根据同一个历史事件、同样的历史背景写出来的，其思想内容却截然相反。何以如此？其主观意识不同。另一方面，任何一个人的实践都是有限的，无论从时间、空间、行业、领域哪个方面说，都是有限的，因而他所能收集的信息也是有限的，其所获得的知识也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决定了他们写的书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鲁迅说：“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他说的一点都不错。
第二，书本上的知识都是纯化了的知识，而纯化了的知识都与实际拉开了距离。例如，许多书里都谈到人，都会使用“人”这个概念。什么是“人”呢？哲学家们给“人”下了无数个定义，其中最常见的是“人是有语言、会思维、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的高等动物”。这里说的人，是古人还是今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是男人还是女人？是小孩还是大人？是写书的人还是看书的人？是写书又看书的人还是既不写书又不看书的人？可以说都是，又都不是。定义中的“人”是一个高度抽象了的人，不是具体的人。因此，我们找不到那个定义里的“人”，那个不带任何“杂质”的纯粹“人”。
再如，我们说的“秃子”，究竟秃到什么程度才叫秃子？一根头发没有固然可以叫秃子，有10根算不算？有100根算不算？有500根算不算？有1001根又算不算？谁也说不清楚。
又如，我们常说“知识就是力量”，并且把它奉为真理。但是要把这句话解释清楚，必须搀进许多“杂质”。我们必须说，这种知识须是有用的知识，不包括无用的知识；这种知识必须被人所掌握，只躺在书本里不行；这种知识必须有人去运用它解决问题，只拈在手里不用不行；这种知识必须用对地方，用错了地方不行；这种知识必须在适当的时机运用，时机不对不行……即使说了这么多，我们仍然不能说已经把它解释清楚了。由此我们看到，写书人在从生活实践中提取知识的时候，是一个提纯的过程，而提纯的过程中必然会丢掉一些被看作“杂质”的东西，或者说暂时抛开了一些“没用的”东西。而这些被丢掉或抛开的东西还存在于实践中，并且时时和我们碰面。因此，如果我们只照书本上说的去做，往往会有那些被写书人丢掉、抛开的“杂质”和“没用的”东西来和我们“捣乱”。我们“照本宣科”所造成的失误，往往就是没有想到那些“杂质”和“没用的”东西给我们“添乱”。
我在一本书中看到一道有趣的算术题：
数学老师说：一间小房子，如果一个人用12天能盖好，那么12个人只需一天就能盖好。问：如果要一小时盖好，需要多少人？一分钟盖好，需要多少人？一秒钟盖好，需要多少人？
学生甲：如果要一小时盖好，需要288人。
学生乙：如果要一分钟盖好，需要17280人。
学生丙：如果要一秒钟盖好，需要1036800人。
从数学的角度说，学生们的计算是毫无差错的。从学习的角度说，学生们能在老师的启发下举一反三，也是很不错的。但若把他们的演算放到实践中去，会怎样呢？1036800人站都没地方站，还能干活吗？当然，这里的失误不是学生的，首先是那位老师的。且不说在实际生活中，有没有一小时、一分钟、一秒钟就能盖好一间小房的事，就只说两个人盖房和一个人盖房的账该怎么算吧。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一间小房一个人用12天可以盖好，那么，在通常情况下两个人一起盖，是用不了6天的（1+1>；2）。反过来说，如果有其他“杂质”掺和进来，也许12个人6天也盖不好那间小房。这位老师出的题目本身就是脱离实际的，假若这些学生完全信赖书本和老师，数是能算对的，人却会变傻。
其实，对于书本知识的局限性，一些读书人和写书人早就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他说的“书”是指当时的《尚书》，后人引用时泛指各种书）。宋朝的辛弃疾深有感慨地说：“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清朝的郑板桥在诗中写道：“读书数万卷，胸中无适主；便如暴富儿，颇为用钱苦。”我想，他们都是吃过“为书所累”的苦头才说这样的话的。瞿秋白从写书人的角度告诉我们：“一切书都是为着帮助你思想，而不是为着替你思想的。”没有读书人自己的思考，书的用处是极有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