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权威定势，简单地说，就是以权威的观点为自己的观点，以权威的思维方式、方法为自己的思维方式与方法。
有人类社会以来，人们就生活在权威的世界里。各种各样的权威无处不在，政治领域有政治领域的权威，科学领域有科学领域的权威，各行各业有各行各业的权威，日常生活中也有生活权威。
人们自幼开始就被父母和教师告之，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什么事情应当如何做，什么事情不应当如何做，甚至被强迫必须如何做，被禁止如何做。
例如，小孩子大多喜欢玩火。一天，有小哥俩在家里点着了几张纸，母亲发现马上禁止，把火扑灭后告诉他们说：火可不是好玩的，玩火容易烧着了衣服，烧坏了房子，以后不许玩火。但过了几天，爸爸妈妈都不在家，哥哥又玩起火来，点着了垃圾桶里的废纸。弟弟过来说，妈妈不让玩火，你就不要玩了。哥哥不听，看着熊熊的火焰燃起来非常壮观，高兴地跳起来。结果火越烧越旺，烧着了垃圾桶，烧着了笤帚，烧着了妈妈的围裙……哥哥见势不妙，急忙用水泼洒，但无济于事。弟弟跑出房门，喊来了邻居，才把火扑灭了。爸爸妈妈回来之后，表扬了弟弟，批评了哥哥。这样，在这小哥俩的心目中，妈妈“不许玩火”的权威就建立起来了。
人在一生中会遇到许多权威，他们逐渐学会服从，并在服从中得到许多好处，于是权威定势也就建立起来了。
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很多权威，开始是三皇五帝，后来有孔丘、孟轲，“子曰”、“诗云”威行天下。以后扩展为天、地、君、亲、师，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学生必须听老师的。再后来又言必称“马列”。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更出现了“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出现了代替8亿人头脑来思考问题的“绝对权威”。所有这些，无论是对还是错，是好还是坏，是先进还是落后，都是我们头脑中的权威。有权威的日子久了，我们头脑中权威定势代代相传，也就愈加牢固了。
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权威和权威定势。有了权威和权威定势，可以让我们省去许多从头研究的工夫，省去许多思考所用的时间，还可以让我们少走许多弯路，从而提高说话做事的成功率。从积极意义上说，有了权威和权威定势，才可以使众人团结一致，做成大事情；有了权威和权威定势，才可以使后人在前人累起的台阶上再上一个台阶，从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但我们也不一般地拥护权威和权威定势。一方面，权威有对错之分，有好坏之分，有先进落后之分。我们拥护正确的、好的、先进的权威，反对错误的、坏的、落后的权威。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林彪则别有用心地“大树特树”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各种宣传机器推波助澜，在全国大唱“语录歌”，大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对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结果是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对于这样的权威我们应当拥护吗？
另一方面，即使是正确的、好的、先进的权威，也不是绝对的权威。权威之所以成为权威，至少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① 他所处的地位，有利于获得相当多的事实和材料；② 他积累的经验和知识能够满足他对特定问题作出判断的条件；③ 他的思维能力足以使他对特定问题作出较为准确的判断；④ 他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不带任何私心和偏见。
上述几个条件，其实都具有相对性。在第一条中，最有利于获得事实和材料的“地位”不是惟一的，多少“事实和材料”为“相当多”也不是定数。第二条中的“经验”和“知识”，在量的方面没有极限。第三条中，“思维能力”大小是相对的，“准确判断”亦有程度的差别。第四条中的“私心”和“偏见”都是难免的，绝对没有“私心”和“偏见”者是绝无仅有的。据此，我们认为，任何权威都只能是相对的权威，都有这样那样的局限性，不可能是全知全能、永远正确的绝对权威。
我们的态度应当是，承认权威的存在，但不迷信权威。不能只在权威画的圈圈里打转转，更不能让权威在我们的头脑里跑马。
然而，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有许多人不了解权威的局限性，往往视权威为神圣，在权威面前失去了感觉，停止了思考，完全成为了权威的俘虏。请看下面的几个案例：
案例[1] “都是我写的”
南北朝时期，有个叫张率的人，16岁那年写了赋颂诗两千余首。有个叫余纳的人看到后百般挑剔，张率便一把火烧掉了，又写了一些诗给余纳看，假托是沈约写的。余纳看后，对之句句称赞，并说无一字不善。张率等他说完后告诉他：“这些都是我写的。 ”（《古今谈概》）
张率的诗水平高也好，水平低也好，只是因为他不是名人，不是权威，于是便被“百般挑剔”。沈约是著名的诗人，是权威，不管这些诗水平如何，便被“句句称赞”，便被认为“无一句不善”。这是古人崇拜权威之例。
案例[2] 2+2=？
英国大哲学家罗素有一次来到中国讲哲学。他向数百名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2+2=？”学者们面面相觑，无人作答。罗素只好自己作答：“2+2=4嘛！”全堂愕然。
“2+2=？”的问题，如果是小学生提出来的，这些社会科学工作者无一不能对答如流。而此时，他们“面面相觑”、“无一作答”，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罗素是一名世界哲学权威。在他们看来，凡权威提出的问题都是深奥无比的。这是近代中国人“权威崇拜”意识的真实写照。
案例[3] “走向哪里”与“怎么活”
在西方，当圣经和教会的权威遭遇挑战之后，教徒们惶惶不安，不知所措，他们哀叹：“失去了上帝的引领，人类将走向哪里！”
在中国，毛泽东逝世后，亿万人哭得惊天动地，最有阶级感情的贫下中农惊呼：“没有了毛主席，我们老百姓可怎么活呀！”
有人说，权威崇拜和权威定势在教会国家里比在非教会国家里表现更强烈。然而在这两个事例里，我们看到，西方的教徒们失去权威时，只是担心不知道怎样走路，而我们的同胞则害怕活不下去，哪个更强烈？事实上，西方的教徒们，在失去宗教权威之后照样会走路；我们的同胞失去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之后也照样活了下来。
案例[4] 蜈蚣的优雅
一位哲人在散步时遇到一只蜈蚣。他看见那丑陋的东西百足齐动，蜿蜒前行，便俯下身子对它说：“你走路的姿势很优雅，不过要是在第九组脚上再稍稍用力，同时让第十八组脚出现片刻的静止，那样你的走路姿势就更加无可挑剔了。”蜈蚣听后大喜，便悉心演练起来。一天，众蜈蚣看到这只受过哲人指点的蜈蚣走路的样子很别扭，便关切地问它是不是受了伤。这只蜈蚣嗤笑道：“你们懂什么？我这样走路是有美学依据的。你们注意看，当我的第九组脚稍稍用力的时候，我的第十八组脚出现了片刻的静止。这样，动静结合，真是和谐优雅，妙不可言啊。”众蜈蚣听罢，纷纷仿效起这只蜈蚣的步态来。
后来，哲人出去散步的时候遇到了一群跛足的蜈蚣。看着它们在自己面前趾高气扬地走过，他禁不住喟然长叹道：“无知的种群是多么容易被愚弄，而美又是多么容易被曲解呀。”
（《广州日报》2004年4月4日）
这是一篇当代人编写的寓言故事，应当是对当代人“权威崇拜”意识的反映。
“形象大于思维”，对寓言的理解是最容易发生歧义的。这篇寓言也许是讽刺“无知的种群”的，但在我看来，它也可以是用以揭露权威的。文中的“哲人”以居高临下的权威姿态，讥笑“无知的种群”，而这个“无知的种群”中也许就有我们自己。我们被自命不凡的权威玩弄了，还要被他讥笑；我们被无耻的流氓强奸了，还要被他们骂为婊子。我们还不知道自省吗？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在权威问题上一直走的是肯定——否定——肯定——否定的道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先前的权威被否定了，又出现了新的权威。所以，对于权威，信仰和怀疑两者都需要：信仰是接力棒，借助权威的力量继续前进；怀疑是推土机，推翻昨天的权威，替明天的权威开道。
著名画家齐白石说过：“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德国的哲学家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中写道：“查拉图斯特拉决心独自远行。在分手的时刻，他对自己的弟子和崇拜者说：你们忠心地追随我，数十年如一日；我的学说你们都已经烂熟于心、出口成诵了。但是，你们为什么不扯碎我头上的花冠呢？为什么不以追随我为耻辱呢？为什么不骂我是骗子呢？只有当你们扯碎我的花冠，以我为耻，并且骂我是骗子的时候，你们才真正掌握了我的学说！”每一个诚实的权威者都应当这样教导他的学生，每一个有出息的学生也都应当这样对待他的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