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系统规律与矛盾规律的性质不同
系统规律和矛盾规律的性质不同，一个具有世界观和哲学方法论意义，一个不具有这种意义。系统规律中心之点是强调总体协调。它要求人们注意描述客体、关系的稳定状态。系统规律突出的是处在发展过程中事物联系的空间伸延，是事物的横向联系。因此，它属于事物存在的规律，具有暂时性和局部性。维纳有一段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他说：“如前所述，机器和生命体一样，是一种装置，它看来是局部地和暂时地抗拒着熵增加的总趋势的。由于机器有决策能力，所以它能够在一个其总趋势是衰退的世界中在自己的周围创造出一个局部组织化的区域来。”维纳把生命抗拒毁灭和衰退这一局部的总流的过程叫做稳态，这个稳态是个体同一性的试金石。系统规律就是适用于局部组织化区域的规律，也就是适用于稳态或个体同一性的规律。所谓熵增加、混乱增加和分化减少的总流，用我们的哲学语言来表达，就是任何事物都不是永恒不变的，都要走向灭亡，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维纳没有忘记系统的有序、组织化只是一个暂时的阶段，这不无意义。矛盾规律则不同，它是事物运动发展的基本规律，它要求在事物的自身运动和发展中观察事物，分析正在进行的过程和查明这些过程的规律，揭示彼此更替的各种现象的内在必然联系，它突出的是事物的纵向联系。因此，它既适用处于局部组织化的区域，也适用处于熵增加的总趋势流，无论是量变阶段还是质变阶段，它都适用。通常人们把马克思下述一段话看作是这一哲学世界观的高度概括：“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两个规律的不同性质决定了系统规律只有在辩证法这一批判的和革命的世界观指导之下，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离开了辩证法的指导，把系统论的作用抽象地夸大，那它就有可能走向自己的反面。
美国约翰·奈斯比特所著的《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一书中的若干论点是我们难以同意的，这同作者超越系统论适用范围所产生的形而上学有关。书中提出，从社会方面来讲，“我们已经从旧社会进入了新社会”，而且仍然在进化之中。“本书要论述的就是一个尚未完全形成的美国新社会”。“从农民到工人，再到职员，这就是美国的简史”。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完全可以说这是旧系统趋于瓦解、新系统正在通过结构改革逐步形成的过程。但是完全用这样的观点观察事物和考察社会的发展，我们只能看到一个从旧系统到新系统再到更新系统的演化过程，这里只有量的变化，没有质的飞跃。承认用这种观点对社会发展所作的分析，那就无异于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可以永世长存。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那个时代所实行的哲学变革及其对形而上学的扬弃，在资产阶级学者那里又以系统本体化的形式复活了。所以，要揭示人类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单靠系统论是不行的，还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就是说，要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化结合起来，把社会看成是一个从旧质到新质的辩证发展过程。正是依据这种结合，马克思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五种形态，这是科学的结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即使是信息占统治地位的时候，美国也仍然是一个垄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的基本性质不会改变。只有生产资料由私有转变为公有，美国社会才可以说由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也存在同样性质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失误，它是孤立地、不恰当地运用系统方法分析社会问题的必然结果，带有典型的性质。
虽然系统论离开辩证法的指导会导致形而上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贬低、否认系统论的独立地位，也不是要否认它对唯物辩证法的补充和丰富作用，相反我们正是要做到这一点。这需要我们把系统论放在辩证法的历史发展的背景下加以考察。
大家知道，18世纪自然科学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学，即关于既成事物的科学。这一时期虽然产生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但它同样是科学发展中不可超越的一个阶段。到了19世纪，自然科学发展成整理材料的科学，即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把这些过程结合为一个伟大整体的联系的科学，三大发现以及生理学、胚胎学、地质学等科学的出现为其提供了可靠的坚实基础。这时形而上学的丧钟敲响了，它被辩证法合理地取代了、扬弃了。辩证法不仅指出了各个领域内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指出了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
但是比较起来，辩证法在当时及后来的发展中，对过程之间的纵向联系比较重视，比较强调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而对各个领域之间、各个事物之间的横向联系，对保持事物的组织化、有序化则重视不够。这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在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代，革命正处于高潮时期，工人阶级正在全力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奋斗。当时主要的思想障碍是资产阶级宣传家所散布的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的思想，形而上学还在束缚人们的手脚。因此，当时的主要任务是使辩证法革命的和批判的精神深入人心，所以必须要强调否定，强调转化。这一点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也有突出的表现。久而久之，人们对辩证法精神实质的了解就不那么全面和准确了，就是说对相对静止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对保持事物的自我同一，多少有些忽视了。正是在我们注意不够的方面，系统论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它找到了系统机体组织化、完善化的规律。掌握和运用这些规律对我们现代化建设有着何等巨大的意义，那是不待言说的。
具体来说，系统论对辩证法的贡献主要表现在：第一，把普遍联系具体化了。这里的普遍联系主要是指事物之间的横向联系，不包括纵向联系。纵向联系无疑也是普遍联系的一个方面，并且是更重要、更基本的方面，辩证法的规律和一些主要范畴已经把它具体化了。对横向联系辩证法一向认为，任何一种现象只有把它看成是与周围现象密切联系而不可分割的现象时，它才是可以认识的。不能把自然界看作是什么彼此隔离、彼此孤立的各种现象的偶然堆积。系统论没有停留在上述一般的和普遍的认识上，而是深入一步，具体地揭示了事物与事物之间的系统联系、结构联系、功能联系、有序联系和无序联系等。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认识到这种具体的联系它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发生实际作用。第二，科学化了。应该说这是更为重要的贡献。系统思想人们很早就认识到了，不但亚里士多德，而且黑格尔和马克思也都做过精彩的论述。但是现代系统论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只能是20世纪的产物，它的出现是有重大历史根据的。现代社会从事活动的规模和复杂程度大大超过了以前，花在协调各部分的工作量是很大的，阿波罗登月工程有几十万人参加，没有有力的协调与指挥，那是不可想象的。这种指挥与协调在过去多半是一种艺术，现在则必须纳入严格的科学领域。正是依据了现代科学，系统论才成为一套具有数学理论、能够定量处理系统各组成部分关系的科学方法，并且还能用电子计算机进行具体运算。
由于现代系统论对辩证法的补充和丰富，我们在观察和研究各种事物时，必须把过程形态和系统形态真正统一起来，不能只看到运动与转化，还要注意系统的稳定与发展。忽视这一要求，就会把实在的画面变得粗陋不精，并且会陷入某种片面观察。系统只有在过程中才能得到体现，所以系统只能是过程中的系统，它不能脱离过程发展的基本规律。但是过程又只能通过系统的演化体现出来，隔离了系统，过程也就失去了实在的内容。所以过程的规律又不能代替系统的规律，这就是两个规律的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
